距今一百年前的台灣，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當時的台灣社會的日語使用仍不算普及，1925年(大正14年)時，台灣社會的日語理解率粗估只有6%左右。日本殖民統治的最後二十年，台灣社會的日語理解率不斷上昇，到終戰前的1944年，日語理解率已來到71%。如果我們能時空穿越到當時的台灣，有辦法不被發現我們是未來來的人嗎？
答：就算不開口說話，可能當時的台灣人光看我們的衣裝和配件就識破了。(?)
不過既然是語言學相關的部落格，就還是來談談語言。根據台灣語言學家吳守禮在二戰結束的隔年(1946年)所記錄的狀況，當時的台灣社會可分為老年、中年、少年三個群體，每個群體的語言使用狀況不同。
當時的老年層，除了部分從來沒有受過日本教育的人以外，知識階級「話語雖然大都是台灣話、生活語也是台灣話。但是語彙裡已經摻入不少的日本語和語法了」。中年群體較多雙語流利的人，然而「作思想都用日本語的語法」，且「雖然會說一口還很流利的母語，可恰因為母語已經由社會上退到家庭的一角落」，所以所使用的台灣話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至於少年層，不但日語流利，且「有的簡直不會說台灣話」了。
1946年台灣的狀況，現在看來倒是有些似曾相識，只是強勢語言從日語變成了華語。即便在沒有過多政策干預下，不同語言的使用者根據需求也會發展出溝通的方式，何況當時的台灣已建立起教育系統，作為公用語的日語自然發展快速。
日語在當時台灣社會裡的普及率，與台灣兒童的就學率成正比，根據戰後的《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所記，1943年台灣的學齡兒童就學率已來到71.3%，與日語理解率的數字頗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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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等教育就學率（原始資料出自1946年《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本處表格引用自《台湾における国語としての日本語習得》（甲斐ますみ著） |
殖民統治的最初，由於日本也並未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語言教學法，日語這個語甚至也還沒有被完全「標準化」，當時的日本還有許多關於表記上的議論。因此，殖民地台灣的日語教育多是採取傳統的文法翻譯法－老師用日語念一句，學生複誦一句；老師用日語問一個問題，學生用台語答，老師再把答案用日語重述一次。
這種文法翻譯法有著很悠長的歷史，雖然不能說是最好的教學法（事實上，也很難定義什麼才是最「好」的教學法），但無論東西皆有豐厚的經驗。在歐洲，拉丁語開始成為只有書面才使用的語言後，對學習者來說口說及聽力就不再如此重要，因此書面的翻譯便成為了語言課堂上最優先的能力。
但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生活在帝國的殖民地，與統治階級的溝通並不只存在於書面，日常生活上也可能會用到，文法翻譯法不見得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於是也開始出現其他的語言教授法，例如教學時只採用日語、讓學習者習慣日語環境的直接法，據記載，當時一些教師也應用了機械式的反覆跟讀訓練來教授日語。
就這樣到了二戰結束，台灣社會的日語理解率也如文章最初所提，昇到了七成。回顧吳守禮的記載，當時的年輕群體已有不少人以日語為優勢語言，台語的使用場域以家庭為主。
不過，當時社會上還是有一部份的人不諳日語，他們多是未受過完整日語教育的人，除了當時的老年群體（可能在日本開始統治台灣時已過了學齡）以外，還有一些「苦力、傭人、攤商」。這些人雖然大多無法「只說日語」，但由於工作或其他方面的需要，他們會使用一種台語與日語混雜的「皮欽語」。
皮欽語是指兩個語言群體由於溝通需求而發展出的新混合語言，據川見駒太郎在1942年的記載，當時台灣的知識份子「日語與日本本土並無二致，但苦力、傭人及攤商並不諳日語，所以會使用一種極端省略、混有台語的台式日語」。例如以下的對話，A是從日本本土搬來台灣的中產階級家庭主婦，B是台灣的菜商，紅字為台語詞語：
A：リーヤ チレ いくらあるか。
B：チレ。一斤十五銭ある。
A：高い高いあるね、まけるよろしいね。
B：高いないよ、おっさん ろこも十五銭あるよ。あたな、わたし、ホーユー（朋友）ある、安いあるよ。
A：嘘言いなさい。どこの野菜やも十二銭あるよ、リーのもう買わんよ。外の買うからいらんよ。
B：ホー、ホー、よろし、よろし、おっさん、まけるあるよ。いくら買うあるか。
嚴格來說這個對話並不是田野調查的記錄，而是川見駒太郎舉的例，不過還是可以看到幾個特點。
第一，台語的部分多出現在代名詞，リーヤ(你啊)、チレ(這个/tsit ê)、ホー(好)、リー(你)等，文法如同大多的皮欽語一樣有許多簡化，其他部分多以日語的詞語為基底。
第二，因為是新的混合語言，既不能完全說是台語、也不是日語，若熟悉日語的讀者應該會注意到，即便A的母語可能是日語，語法仍然有許多出入。
第三，(假使川見所寫的這段對話是實際出現過的對話，)即便是未受過完整日語教育的階級，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受到日本本土來的移民及當時的知識階層影響，開始使用許多日語詞語及台日混合的皮欽語。
(不過我相信被殺價的攤商還會加上一些台語的murmur……。)
如果回到1925年，我們可能可以見證到日語如何透過語言政策及教育，在短短的二十年間成為台灣社會的優勢語言，並且改變一個新的世代。這些當時受日語影響最深的年輕世代，也很可能就是戰後「失語」最嚴重的一代。有些歷史可能會重覆，跟百年前一樣，越來越多語言正在死去。不過跟一百年前不一樣的是，有更多人意識到這件事、力挽語言消失的狂瀾。至於未來會如何，可能就只能等時間來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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