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及漢字書寫系統傳入中國周邊國家後，就像在靜止的湖面上擲入石塊，下水後漣漪不斷。
即使這些週邊國家偶有傳說中的文字－如日本的神代文字，但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該文字系統與古日語的音節數量無法一致，很可能是後代所創製；即便真的存在，文字系統也並未整製及普及。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漢字成了中國周邊仿效參考的文字系統。
「吏讀」便是其中之一，是在朝鮮半島上出現、近於越南喃字的書寫方式，吏讀以漢字表記朝鮮語，自朝鮮的三國時代－即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足立之際便已出現。朝鮮語和漢語的音節結構不同，文法語序也有所異，以漢字表記勢必會遇上許多困難。
首先是漢字意義上的問題－假設我們的母語是朝鮮語，我們語言中原本的詞語音節結構長得與漢語不一樣、我們文法上會變格、使用助詞，例如平常使用的助詞 il、ttan等等，我們要以眾人都可識讀的方式表記。
於是，朝鮮人用兩種方式安排，一種是使用漢字的音－意即把漢字當成純表音文字使用，如同現代華語音譯的方式，如方才的il 就以音近的「乙」表記、ttan 就用「段」來寫；另一種是借用漢字的「義」，例如否定語尾即使用「不」字表示。朝鮮語語序及漢語不同，因而如否定語尾，在閱讀時並不會造成混淆。
當時的朝鮮三國，語言間雖有不同，但除了百濟尚未明確外，高句麗與新羅都有出土自5至6世紀、相當早期的吏讀記載。這些早期的記載主要是一些石碑上的銘文，這些銘文出土當時，曾被認為是純漢文書寫，如成立於五世紀、高句麗的廣開土大王碑，然而銘文中有許多詞語在語序及陳述方式上，並不符合當時的漢語，因此推估碑文融合了許多高句麗語的語言要素。這些早期的吏讀，作者很可能認為自己是純漢文書寫，然而因為母語影響，摻雜了許多高句麗語的句構及表現方式。
經過了數百年的發展，朝鮮人加入了許多自己的語言，時以漢字音、時以漢字義表現。直至15世紀，吏讀已發展出許多朝鮮語轉寫的共識，文人們也時常翻譯漢文文獻為吏讀文，如以下這段經典的吏讀例即為其一：
蠶段陽物是乎等用良水氣乙厭却桑葉叱分喫破爲遣飲水不冬
（譯：蠶為陽物，厭惡水氣，因而食而不飲）
這段文字出自《養蠶經驗撮要》，成立於1415年，是根據元代繆啓愉所著《農桑輯要》所翻譯而成。
此句雖全以漢字表示，但當中混雜了許多朝鮮語的語言要素，例如「段」就表示方才的助詞ttan（딴；現代朝鮮語는），「是乎等用良」、「乙」、「叱分」、「為遣」、「不冬」等都是朝鮮語，除了使用漢字音外，上述的「是乎等用良」及「不冬」等也使用了漢字的「是乎」及否定的意義於其中。
吏讀在朝鮮半島上的歷史，直至15世紀都相當輝煌。當時朝鮮半島上的政權，在書寫官文書時，常使用這種吏讀體寫作。也因此稱為「官吏」的「讀法」，在民間也可見一些吏讀記載。吏讀在後來也發展出近似規範的語體，當時的朝鮮半島上，有教導吏讀的書籍，隨著使用時間長，也開始文白分離。
李氏朝鮮時期，朝鮮文字（諺文）出現，吏讀開始動搖，當時的官方文書開始以規範漢文書寫，而朝鮮語的書寫則使用諺文，吏讀的重要性愈趨下降。16世紀時，朝鮮人所使用的文字系統與社會階層息息相關，最上層的官貴體系－兩班－使用「純正」的漢文，中層的「中人」使用吏讀，當時處於下層的民眾、孩童女子則學習諺文。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也難怪當使用吏讀的中人所寫的吏讀文雖然數量增多、但文體上與漢文愈來愈相似了。
除吏讀外，口訣和鄉札也是古朝鮮語的表記方式之一，口訣是朝鮮人讀漢文時，因文法差異過大，為方便了解所發展出的漢文識讀法；而鄉札則類似民間歌謠記錄。廣義上口訣和鄉札也是吏讀的一種，即基於漢字文字系統上所發展的朝鮮語表記方式。這樣的發展其實並不陌生，因為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也有著雷同的軌跡。回頭看漢字後來形聲字大量出現的發展史，對於人類的認知而言，隨著語彙急遽增加，文字的表音化似是無法避免的趨勢。
即使這些週邊國家偶有傳說中的文字－如日本的神代文字，但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該文字系統與古日語的音節數量無法一致，很可能是後代所創製；即便真的存在，文字系統也並未整製及普及。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漢字成了中國周邊仿效參考的文字系統。
「吏讀」便是其中之一，是在朝鮮半島上出現、近於越南喃字的書寫方式，吏讀以漢字表記朝鮮語，自朝鮮的三國時代－即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足立之際便已出現。朝鮮語和漢語的音節結構不同，文法語序也有所異，以漢字表記勢必會遇上許多困難。
首先是漢字意義上的問題－假設我們的母語是朝鮮語，我們語言中原本的詞語音節結構長得與漢語不一樣、我們文法上會變格、使用助詞，例如平常使用的助詞 il、ttan等等，我們要以眾人都可識讀的方式表記。
於是，朝鮮人用兩種方式安排，一種是使用漢字的音－意即把漢字當成純表音文字使用，如同現代華語音譯的方式，如方才的il 就以音近的「乙」表記、ttan 就用「段」來寫；另一種是借用漢字的「義」，例如否定語尾即使用「不」字表示。朝鮮語語序及漢語不同，因而如否定語尾，在閱讀時並不會造成混淆。
當時的朝鮮三國，語言間雖有不同，但除了百濟尚未明確外，高句麗與新羅都有出土自5至6世紀、相當早期的吏讀記載。這些早期的記載主要是一些石碑上的銘文，這些銘文出土當時，曾被認為是純漢文書寫，如成立於五世紀、高句麗的廣開土大王碑，然而銘文中有許多詞語在語序及陳述方式上，並不符合當時的漢語，因此推估碑文融合了許多高句麗語的語言要素。這些早期的吏讀，作者很可能認為自己是純漢文書寫，然而因為母語影響，摻雜了許多高句麗語的句構及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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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開土大王碑，於今韓國首爾戰爭紀念館。 |
經過了數百年的發展，朝鮮人加入了許多自己的語言，時以漢字音、時以漢字義表現。直至15世紀，吏讀已發展出許多朝鮮語轉寫的共識，文人們也時常翻譯漢文文獻為吏讀文，如以下這段經典的吏讀例即為其一：
蠶段陽物是乎等用良水氣乙厭却桑葉叱分喫破爲遣飲水不冬
（譯：蠶為陽物，厭惡水氣，因而食而不飲）
這段文字出自《養蠶經驗撮要》，成立於1415年，是根據元代繆啓愉所著《農桑輯要》所翻譯而成。
此句雖全以漢字表示，但當中混雜了許多朝鮮語的語言要素，例如「段」就表示方才的助詞ttan（딴；現代朝鮮語는），「是乎等用良」、「乙」、「叱分」、「為遣」、「不冬」等都是朝鮮語，除了使用漢字音外，上述的「是乎等用良」及「不冬」等也使用了漢字的「是乎」及否定的意義於其中。
吏讀在朝鮮半島上的歷史，直至15世紀都相當輝煌。當時朝鮮半島上的政權，在書寫官文書時，常使用這種吏讀體寫作。也因此稱為「官吏」的「讀法」，在民間也可見一些吏讀記載。吏讀在後來也發展出近似規範的語體，當時的朝鮮半島上，有教導吏讀的書籍，隨著使用時間長，也開始文白分離。
李氏朝鮮時期，朝鮮文字（諺文）出現，吏讀開始動搖，當時的官方文書開始以規範漢文書寫，而朝鮮語的書寫則使用諺文，吏讀的重要性愈趨下降。16世紀時，朝鮮人所使用的文字系統與社會階層息息相關，最上層的官貴體系－兩班－使用「純正」的漢文，中層的「中人」使用吏讀，當時處於下層的民眾、孩童女子則學習諺文。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也難怪當使用吏讀的中人所寫的吏讀文雖然數量增多、但文體上與漢文愈來愈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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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諺文創製後，吏讀記錄朝鮮語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圖為訓民正音。 |
除吏讀外，口訣和鄉札也是古朝鮮語的表記方式之一，口訣是朝鮮人讀漢文時，因文法差異過大，為方便了解所發展出的漢文識讀法；而鄉札則類似民間歌謠記錄。廣義上口訣和鄉札也是吏讀的一種，即基於漢字文字系統上所發展的朝鮮語表記方式。這樣的發展其實並不陌生，因為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也有著雷同的軌跡。回頭看漢字後來形聲字大量出現的發展史，對於人類的認知而言，隨著語彙急遽增加，文字的表音化似是無法避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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