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有文言文？

文言文－或者稱呼為傳統漢文，在過去的東亞是地位近於今日英語的國際語言，當時中國在亞洲勢力強大，其周邊區域的國家也紛紛以漢文為尊，如日本、朝鮮半島等地，甚至在歷史上也有一些非漢文化的人棄自身文化而漢化，如鮮卑。但文言文在歷史長河總有根源，究竟文言文是何時出現、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二十世紀，白話文運動紅極一時，運動的中心概念簡言之，便是「我手寫我口」，講什麼話就寫什麼字，但這個概念並非新創。搭著時光機來到先秦，語言學家認為當時的人們就已是用字各自記錄自己的語言，當時的書面是口語的延伸，記下的就是他們所說的話語。有些逐字記、有些精簡寫；可以優雅，也可粗俗。當時各國的語言有所不同，有些國家的語言甚至不屬於漢語族－也就是跟現代漢語並非來自同個系屬，相當多元紛雜。

然而文字和語言有個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變化的速度不一。語言變化的速度極為劇烈，短短百年就會有頗大差異，況且只要大腦認知功能正常、成長環境有語言刺激，大家都學得成自己的母語，且每天都一定用得到；文字則不同，一個書寫的詞要獲得社會的共識是漫長的過程，特別是漢字的表記方式，雖然仍有大量的字以其發音創造，但就一個書寫系統而言仍含有過多資訊，這也使得文字記錄口語的功能漸趨式微。隨著語言的變化，緩慢跟進的文字漸漸脫節，造成了書面語和口語的落差。這個過程並不是到了近代才發生，例如南北朝的文人，發現詩經當中有許多韻腳音都各自不同，押韻得詭異，但當時大多數的人們並不了解語言會隨著時間變化，而先秦的語言和南北朝時的漢語已大相逕庭，因此他們自創了一套方法解釋那些韻腳的讀音。

西周牆盤銘。語言學家認為，此時的書面應還與口語一致。

及至隋唐因為國力強盛，文化輸出十分頻繁，當時的漢語便成為了中國鄰國學習效仿的對象，日語、韓語、越南語的許多漢字詞也奠定於隋唐時代，此時的漢語已和秦漢時期差距甚大，可說是有親屬關係的不同語言，但仍散有以文字記錄口語的記錄，例如唐代為了將佛教通俗化、以口語及通俗語詞所記錄的變文及俗講，當中便可見到許多口語詞彙，後代的話本、章回小說等當中，也可一窺每個時代真正使用的口語是什麼模樣。

近代白話文的奠立過程，同樣並非一蹴可幾。有很長一段時間，文人所流行書寫的東西與他們所說的語言有所脫節，但真要「我手寫我口」，還是會產生許多問題，例如語言中的語氣詞、一些找不到字或字已失傳的詞語、甚至是從前的外來詞，都難以既有漢字記錄。歷史上的白話文作者，在寫作時，也須一邊權衡一邊「造詞」，獲得社會共識的就能戰勝留下，直至明清時代，用官話創作的白話文學興盛，許多口語裡找不到對應漢字的詞語，或以音近的漢字代替安排，或透過形聲的方式造出字來，五四運動裡的「白話文」便是在這傳統上增修刪減而來，這也是為何我們在東漢的說文解字裡，找不到很多現代口語裡常用的字，如「嗎」、「吧」，或甚至也沒有「你」、「的」等等，就算在一些古書找到，許多也不是我們所認知的意思。

嚴格說來，「書寫我口」的過程在中國歷史上是不斷持續的，因此形聲字和假借字總合遠比象形或指事等漢字要來得多許多。其原因便是因為語言不斷變化，原本的漢字無法通記，新漢字不斷被造出，書寫語言也在歷史洪流下漸漸演變，即便是較有規範性的文言文－我們仍可想見過去的人們在書寫時，或多或少都摻雜了他們的「語言」在文章中，然而程度可能趕不上語言變化的速度，造成落差愈來愈大。而現代華語或普通話之所以能用漢字逐字寫出，便是因為它當中「找不到字」的部分已安排或創造出漢字，並且獲得了社會共識。

漢代獨尊儒術，孔孟等儒學書籍當中的語言用法成為了書面語言的規範。

孔子不會聽懂李白的語言，李白所講的語言更非明清官話，然而透過上述手段，漢字仍可以用來表記像是華語這樣一個已與先秦漢語截然不同的語言。理論上，所有漢語族的語言都可以用同樣方式使用漢字表記，因此並沒有「國語有字、閩南語或客家話沒有」這回事，因為他們都有過去漢語的部分特徵，也都有難以直覺以漢字表示的外來詞或語氣詞。甚至連語言系統不同的日語或韓語、越語，都曾嘗試過全以漢字表記的書面形式；反過來說，現代日語書寫時僅保留部分漢字，擁有大量漢語詞的韓語、越語也在近代全面拋棄漢字，在語用的角度而言，其影響似乎也並非全盤負面。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歷史，正如一場「漢字是否記錄語言」的詮釋戰爭，而語言和文字的可能性，應當不只一種。

歷史上的漢字文化圈範圍廣大，但一些地方已捨棄漢字。